略论明代对外贸易与银本位、货币财政制度明朝时期的发展OSGeo中国中心开放地理空间实验室

略论明代对外商业与银本位、钱币财务制度

[作者:梅新育] [2007/1/24]

二、商业顺差和套汇使白银大量内流中国

直至明初,中外商业仍以奢侈品为主。自南宋以来,中国大量购置国外珍宝、香料、药材,造发展期商业逆差,金、银、铜钱大量外流,成为一个严峻问题。历朝均严禁金属出口,但效力不大。(注:梁方仲:《明代国际商业与银的输出入》,见《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第 137页,中华书局,1989年。)西人东来后,中国日用消耗品得到了辽阔的新市场,中国对外商业商品组成发生本质变革,国际收支随之逆转。

至晚明时,较之中国,欧洲在火器、钟表、"打簧器"、呢绒、船舶、玻璃等生产部分已占优势;但在国际市场需求量最大的日用品生产方面,中国商品则拥有千百年间发展起来的精深工艺,质量精良,风靡欧、美和日本市场。别的,部分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本钱低廉;部分由于宋明之间中国白银需求增长不停快于供应增长,明代白银购置力相当于宋、元时期的两倍。(注:全汉升:《宋明间白银购置力的变更及其缘故》,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第571-600页,新亚出书社,1991年。)而美、欧正处于"价格革命"时期,导致中国商品以白银为计量单位所表现的相对价格极为低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盛的价格优势。其时墨西哥市场上中国丝织品价格是西班牙同类产品的1/3,在秘鲁是1/9,在东南亚是荷兰同类产品的1/3,在欧洲是欧洲产品的1/4-1/3。墨西哥市场欧洲麻织品大概比中国同类产品贵8倍。1621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以每磅4盾的价格采购一批台湾生丝, 运到欧洲市场后售价为每磅16.8盾,毛利率达320%。

由于欧洲商品难以与价廉物美的中国货竞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后来跻身对华商业的荷兰人、!英国人都不得不用硬币购置中国商品,巨额对外商业顺差不停保持到19世纪初鸦片商业鼓起前夕。自阿卡普尔科返航马尼拉的大商帆运载的重要是用以购置中国货品的白银。西属美洲流往马尼拉的白银开始每年约100万比索,后来达200-300万比索,偶然甚至超越400万比索。1571-1821年间, 输入马尼拉的美洲白银共计4亿比索之多,此中绝大部分(亦有1/2、1/4之说)又转输中国。有些外 国粹 者则预计美洲白银总产量的1/3-1/2都流入了中国。(注:沙丁、杨典求等:《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第70页,河南人民出书社,1986年;牟复礼、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第665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1992年。)别的,另有部分输入欧洲的美洲白银通过商业转运澳门,然后流入中国本地。中外历史文献中有关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纪录触目皆是。W. L. Schurz在《马尼拉大商帆》中纪录,西班牙人多次诉苦"中国商贩把重新西班牙运来的白银大概全部运走了";一位西班牙水师大将则赞叹道:"中国国王能用来自秘鲁的银条构筑一座宫殿。"(注:E. H. Blair & J. A. Robertson,The Philippine Islands,1493-1898,Vol. 29,pp71,Clifland,1903。 转引自何芳川:《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第68页,北京大学出书社,1996年。)仅1631年一年,由菲律宾输入澳门的白银就达1400万两,约莫相当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年)大!明王朝30年壮盛期内中国官银矿总产量的2.1倍,是万历年间 明朝 国库岁入的3.8倍。1593年1月、 1595年7月和9月,西班牙国王三次颁发敕令,划定每年从墨西哥运抵菲律宾的白银以50万比索为限,计划遏止美洲白银流入中国。但这种违反经济规律的敕令成为一纸空文,甚至菲律宾殖民地总督本人也公然违背敕令,携带大量美洲白银进入菲律宾。

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数目之大,一度使欧洲贵金属输入量锐减。美国经济史学家汉密尔顿就曾指出,与1591-1600年间相比,1641-1650年间美洲黄金输入欧洲数目淘汰92%,白银淘汰61%,这一淘汰与中国--美洲商业扩大有关。(注:汉密尔顿:《美洲财产与西班牙的价格革命(1501-1650)》,第50-51页,巴塞罗那1975年版;转引自张铠:《晚明中国市场与全球市场》,《中国史研究》(京),第3-15 页,1988-3。)由于美洲白银通过菲律宾大量流入中国,17 世纪上半期某些西班牙人竟提议放弃菲律宾殖民地。

流入中国的国外白银另一个重要出处地是日本。日本不但用白银购置中国货品,并且用白银互换中国 货币 。日本白银流入中国,年代早于美洲白银,流入途径有民间私运商业和葡萄牙人开展的转口商业两途。有明一代,中日关系不停谈不上热络,倭患频仍和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更使两国关系落到冰点以下,明廷因而将对日商业悬为厉禁,隆庆元年重开海禁时仍将日本清除在外。然而,商贩的趋利天性最终使这种制裁棤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纸虚文,私运商业屡禁不止,成为中日直接商业的重要情势。在西班牙人征服菲律宾之前的嘉靖年间,合法中国白银需求日增之际,中日私运商业已经使不少日本白银流入中国。尽管如此,中日直接商业毕竟由于明廷的禁令而受到很大制约。与明廷和日本沿海各台甫均有精良关系的葡萄牙人遂攻其不备,使用中日两国赐与的优惠报酬,(注:葡萄牙人来华之初怀有征服中国的野心,与明军几经较量,深感中国地广势强,对华改而接纳和缓来往的目标。入据澳门后每年向中国政府缴纳税金和地租,助 俞大猷 安定柘林营叛乱,提供先辈的火炮技能,体现颇为"恭敬";并刻意笼络、行贿中国仕宦,终于同明朝当局创建了较为融洽的关系。在各国来华商贩中,葡萄牙人从明当局得到很多独享的特权和宽免。一艘200 吨的葡萄牙商船初次来华时须向海关缴纳水饷(即吨位税)1800两白银,以后每次来华就只需缴纳水饷 600两白银;而别的国度同样吨位的商船,每次来华商业均须缴纳水饷5400两白银。葡萄牙人在广州采办货品所需缴纳的商品税,也只有别的国度商贩的三分之一。1644年清军入关后,南明小朝廷岌岌可危之际甚至计划征召澳门葡萄牙人勤王。日本沿海诸台甫盼望借助葡萄牙人,一则从对华商业中获取尽大概大的经济长处,二则取得对其他台甫的军事技能优势,对葡萄牙人也予以厚待。)在中日商业中发挥了较大作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入据澳门后就主动招引日本人赴广东方面商业,最终创建了以澳门和长崎为轴心的葡日商业网络。中国粹者全汉升、李龙华预计,16世纪最后25年间,日本生产的白银半数外流,此中大部分为葡萄牙商贩运走,每年纪量达50-60万两;到17世纪前30年,每年运出100多万两,偶然高达200-300万两。 葡萄牙历史学家在17世纪初预计葡萄牙大商帆每年从日本输出的白银价值超越100 万金币。(注:转引自何芳川:《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第55页。)而根据日本学者新井白石調察,仅庆长六年至正保四年(即明万历二十九年至清顺治四年,西历1601-1647年)的47 年间, 日本白银输出总量即达7480余万两,泰半输入中国。(注:梁方仲:《明代国际商业与银的输出入》,见《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第176页,中华书局,1989年。 )日本白银外流中国数目之大,使日本当局为之不安。为淘汰白银外流,日本当局于1689、1715年两度颁布法律,限定中国赴日商船数目和商业额。

关于明代的对外贸易

明朝时期对外商业的发展

明代的 对外商业 原有“朝贡商业”和私家经营的私商商业两种情势。前者是由朝廷独占经营,兼有政治目标。外国的贡品是一种特别的“商品”,明廷以“赏赐”的名义,赐与相当价值的回报。“赏赐”的价值每每高于“贡品”的价值,两者的差额实际上是保持朝贡关系和名义的代价。各国朝贡使臣随带一批随行的商贩,以入贡为名,运来私售货品,朝贡完毕,被容许在会同馆四周的指定所在进行民间生意业务。外国使臣和侍从商贩也被容许采办一批中国商品,如瓷器等物,运回本国。(《万历野获编》卷三十)

朝贡商业在永乐、宣德时期,甚为旺盛。郑和出使国外诸国,实际上是这种朝贡商业的扩大。洪熙时停止下西洋宝船,不再增长新的朝贡国,减少赏赐数目。明初一度繁荣的国外朝贡商业渐渐衰落。

私家的对外商业活动,明初受到海禁政策的限定,不能发展。尔后,东南沿海地域的“海商大贾”或“湖海!大姓”的国外私运活动日益活泼。这些海商或舶主拥有雄厚的资本和须要的海船、水手,以经营出口丝绢、瓷器、铁器,入口香料、珠宝和工具洋特产为主。他们投商入股,载货出洋。靠盘剥入股商众,谋求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利润(《工具洋考》卷七)。

嘉靖以来,沿海的商品经济有长足的发展。福建地域“凡福州之绸丝,漳(州)之纱绢,泉(州)之盐,福(州)延(平)之铁,福漳之桔,福(州)兴(化)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蒲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王世懋《闽部疏》)一些沿海商贩,私造双桅大船;驱策穷人充当水手。“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海澄县志》卷十五)

嘉靖年间,“漳闽之人与番舶夷商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明经世文编》卷二四三,张时彻《招宝山重修宁波府知府凤峰沈公祠碑》)根据明代的法律,擅自下海通番者处以充军或死罪,但沿海住民“尚犹结党成风,造船出海,私相商业,恬无畏忌”。(《明经世文编》卷二八○,冯璋《通番舶议》)由于倭寇与中国海盗的劫掠,明朝进一步增强了海禁,镇压沿海的海盗商贩。私家国外商业的发展,因而碰到困难。明廷派往福建主持海禁的巡抚朱纨,受到朝内阉人和地方势家的打击,被劾落职,恼恨自尽。今后,“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明史·朱纨传》)私家国外商业又有扩展。

【摘要】 <正> 在明代,广东是对外商业的重要地域之一。明代广东的对外商业,若从商业的方法看,可以分为市舶商业和商舶商业两种。明人王圻说:“贡舶与市舶一事也。……贡舶者王法之所许,市舶之所司,乃商业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许,市舶之所不经,乃商业之私也。”①这种讲明,在严格实行海禁时期,从法的看法来分别,分为正当!商业,即贡舶商业,非法商业,即商舶商业,是对的。但隆庆以后,海禁松懈,容许海商出洋商业,商舶商业不再黑白法而是正当的了。因此,本文所说的贡舶商业,以王圻所说为据,商舶商业则包括!海商的正当非法商业在内,并不拘泥于海商的非法商业的叙述。今为便于叙述起见,先从贡舶商业谈起。 更多 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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